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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付来: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的几个伦理问题

导语:

2020年4月3日,应中国资本市场50人论坛、中国人民大学校友会、百度邀请,吴付来教授在“助力复工复产系列公益演讲”中发表了“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的几个伦理问题”的直播演讲。演讲原文整理如下:

作者简介

吴付来: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博士生导师,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副会长。主要研究领域为思想政治教育、中国传统伦理与当代道德建设。发表《习近平领导科学思想的重要渊源》《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创办新型高等教育的特点探析》《义命论的逻辑发展及其现代意义》等论文四十余篇,出版《义命论》《中国共产党思想道德建设史略》《信用伦理研究》等十余部著作、教材,主持或参加中央马工程委托重大攻关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等省部级以上重点项目十余项,荣获高等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北京市教学成果一等奖等奖项。

今年暴发的新冠肺炎已经蔓延成一场世界级的疫情。从疫情发展趋势来看,抗疫工作已从中国主战场转向全球多国战地。全球联防联控工作迫在眉睫,不断在加码疫情防控工作的复杂程度和难度系数。3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特别峰会”上作了《携手抗疫、共克时艰》的发言,提出了“四点倡议”,即坚决打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全球阻击战、有效开展国际联防联控、积极支持国际组织发挥作用、加强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习近平总书记号召国际社会联合行动,团结应对疫情,为全球携手防控疫情开了一个好头。

这次流行的新冠肺炎疫情扩散快、隐蔽性强,对公共卫生系统的应急管理能力和疫情防控工作提出了巨大的挑战。据此,很多国内评论者认为,这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在起步阶段的一次突击“大考”。现在看来,在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中国政府以令世界刮目的能力、毅力和担当,成功地应对了这次突击考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举国体制为联防联控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是中国抗疫取得重大成果的基石。这些作为,被普通民众看在眼里,感同身受,再一次强化了公民对国家的政治认同和文化归属感,又一次向世人展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为中国赢得了良好的国际声誉。

当前,在国内疫情得到有效控制、防疫工作逐渐进入收尾阶段的态势下,已有不少科研机构和专家学者开始有针对性地在国家治理这个大主题下开展一系列“重大突发公共危机事件应急管理研究”,如重大疫情应急管理体系、关键物资生产与流动管理、公共卫生法制建设、公共危机舆情应对、公共危机中的心理干预与疏导等。我今天和大家交流的内容也和治理有关,但不是上述这些“刚性”的治理主题,而是一种“柔性”的治理主题,即“伦理道德治理问题”。

其实,这次疫情暴露出来的伦理道德问题几乎关系到防疫工作的方方面面。从应用伦理学专业的角度来看,涉及生命伦理、医学伦理、法律伦理、政治伦理、经济伦理、企业伦理、公共管理伦理、环境伦理、科研伦理、慈善伦理、体育伦理、传媒伦理、国际关系伦理等十多个研究领域,几乎涵盖了所有重要的应用伦理学研究方向。了解这些伦理道德问题,不仅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这次抗疫工作取得成功的深层原因,也能启发我们不断总结经验教训,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提供精神动力。

疫情防控中的伦理问题有很多,不可能都讲到。我将在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国家、国家与国家这四种关系中讲一讲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伦理问题。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和大家谈一谈生态伦理问题;在人与人的关系中,和大家谈一谈公共伦理问题;在人与国家的关系中,和大家谈一谈政治伦理问题;在国家与国家的关系中,和大家谈一谈国际关系伦理问题。我首先从人与自然的伦理关系谈起。

一、人与自然的伦理关系问题

人与自然的伦理关系问题属于生态伦理学研究领域。在这个伦理关系中,我们应当考虑的一个关键问题是:人类应当如何定位自己在自然生态环境中的地位,这种定位是否能够促进人与自然生态环境之间的和谐共生。我想结合疫情从两个方面来讲这个问题:一是从人和动物的伦理关系来讲善待动物的问题;一是从脆弱性角度来讲人为什么要和自然和谐共生。

其一,如何善待动物问题。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暴发的原因现在还扑朔迷离,但是这次疫情的确又一次从食用野生动物的角度把善待动物的问题再次提到了人们面前。大家可能都知道,人类历史上暴发的一些重大流行性疫情,很多都是人类与动物之间的“不正当”关系造成的。这种“不正当”的关系包括扑杀、贩卖、滥吃野生动物。由于这些不正当的对待野生动物的方式,特别是为了猎奇心理扑杀和滥吃野生动物,把本来不太会流入人类社会的病毒带了进来,造成疫情暴发。大家知道2003年在国内暴发的非典疫情也是因为滥吃野生动物造成的。在这次疫情防控中,国家已经加大了对贩卖和食用野生动物的处罚力度,就是想在这个源头上堵住这个入口。

滥食野生动物其实根本没有那些在很多人口中津津乐道的“特别好处”,完全是出于“尝鲜”“猎奇”,满足毫无理由的口腹之欲。为了迎合这些食客,市场上就出现了贩卖野生动物的商业链条,实际上增加了自然病毒对人类感染的风险。但更重要的是,超越这一功利的考量,我们应该对动物具有同情心,这是我们善待动物的一个伦理前提。我们人类也是由动物演化而来的,而且和一些动物还有亲缘关系。人类通过动物增进对自身理解的过程才刚刚开始,我们对动物的了解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透彻。这意味着,我们对自身的了解依然不能完全脱离我们对动物的了解。人类从自然界中独立出来的自我意识应该限定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不能无限扩展。这种意识应该服从对自然的敬畏和尊重。说到底,人类社会目前所取得的科学成就或许只是对自然界的肤浅认识,这种成就不能被无限放大,这就需要我们和自然之间保持一种和谐的伦理关系,而非把自然当作是满足人类欲望和需要的工具。这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

其二,脆弱性是现代伦理学研究的一个基本向度、一种视角。其含义就是,人类不要总是以为自己是强悍的、无所不能的。其实,这只是人类的一种自以为是,人在本质上有脆弱性的一面。脆弱性概念告诫人类,人必须从脆弱性的角度知道人类只有相互依赖、相互联合并与自然界和谐共生才可能有可以期待的未来。如果人类觉得自己可以一劳永逸且毫无顾忌地做所有的事情,那只是一种盲目的乐观主义。脆弱性概念并不是要消解人类与自然相处过程中的积极关系,而只是让人类在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关系中提醒自己:我们不能只关注自己针对自然的所谓一个又一个胜利、一次又一次征服;我们还应该关心人类在与自然打交道的过程中经历的一次又一次的挫败和一个又一个迷茫。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不总是人类所具有的强悍的一面,或许更多的是人类在自然力量面前措手不及、无计可施的脆弱一面。脆弱性概念告诉我们,我们不应该陷入脆弱无所作为,也不能无视脆弱自以为是。就拿这次疫情来说,无论人类在此之前对自己的公共卫生系统有何自信,但当真正面对这次疫情的时候,才知道死亡和无助与每一个人是如此接近。那些只有在史书上才能读到的瘟疫,又一次和人们如此近距离的接触,让所有人都觉得,原来生活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容易,原来人们没有想象的那么坚强。这就是人的脆弱性。理解了脆弱性,反而会使人在脆弱基础上寻求改变现状、获取希望。这是在承认脆弱性基础上所展现出来的人类的坚强力量。在这次新冠肺炎面前,虽然很多人觉得人在微生物世界中简直不堪一击,但是,人类的进步就是在这种不堪一击面前通过一次次努力而取得的。所以,承认人类对自然的脆弱性不是坏事,反而是人类寻求更高更远发展的新的起点。

二、人与人之间的公共伦理问题

在这次疫情防控工作中,最容易引起矛盾的一个问题恐怕就是在区域封堵、限制出行和隔离过程中发生的所谓“干预自由”问题。这个问题从根本上讲其实就是一个公共伦理问题。而这个问题的核心就在于:如何把握自由与限制之间的那个“度”。

自从有疫情以来,由于区域封堵、限制出行、隔离导致的人际冲突案件就频频出现。我们不妨先来看几个例子:

事例一:在很多社区和区域开始实施限制出入的管制以后,有些人因各种理由与防疫人员发生口角甚至肢体冲突,理由多半是管制限制了自己的出行自由。

事例二:一位从意大利回国的女留学生在上海接受14天的医学隔离期间发飙,原因是她认为开水壶烧水水质太差,坚持要喝矿泉水。提出的要求没有被隔离点采纳后,就让朋友把矿泉水寄到隔离区。因为隔离区要统一管理进入隔离区的物资,所以矿泉水被暂时保管起来。这位女学生不能自己去取。在这种情况下就对防疫工作人员吵着要讲“人权”、“要活下去”。

事例三:大家还记得前不久被拜耳公司开除、并被北京公安部门通报限期离境的澳籍华人“跑步女”梁某某。她从澳大利亚飞到北京后,不遵守居家观察14天的规定,非要不戴口罩出门跑步。面对防疫人员的劝说,她不但不听劝告,还十分轻佻地大喊“救命啊,有人骚扰”。

这些和防疫人员发生冲突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冠冕堂皇的理由,那就是限制出行和隔离这些防疫措施限制了个人自由,因此侵犯了他们的权利。这个伦理问题,应当如何看待呢?

个人自由在任何一种现代伦理学中都不意味着“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世界上没有哪一种文化、哪一种伦理学理论是这样理解自由的。恰恰相反,即便在西方,现代以来的文化传统主流理解的自由是“自律”,简单地说就是,自己要管好自己才是自由。但人在自律过程中应该用什么样的规范来管理自己呢?这就牵涉到哪一种规范可以被合理地看作是人进行自我管理和自我约束的规范。这些可以被合理地看作约束个体的规范中就体现着个体应当承担的责任。所以,所谓的个人自由问题,其实讲的是个人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的界限问题,也就是自由和责任之间所谓“度”的问题。基于这样一种理解,我们就来看看,这些限制是不是合理的。如果是合理的,个体就应当遵守。

首先,个人自由是每个人都有的,你不能把你的自由建立在让别人不自由的基础上。这意味着,你有不能干预和妨害别人自由的责任。结合这次疫情,有防疫常识的人都知道,新冠肺炎有14天的潜伏期。这意味着,你在不能得知自己是否患有新冠肺炎的情况下,如果你自由出行,就会让别人承受巨大的感染风险,进而给别人的自由造成伤害。在这点上,特别是在事例二和事例三中隔离情况下,自己的自由行为会给他人造成巨大的隐患,这在根本上是违背自由精神的。这不是自由,而是自私。

其次,个人自由和个人责任是一体两面。这意味着,一旦你是自由的,所有出于你的意愿做出的行为,你都要承担责任。这也是个人自由的基本含义。但是,那些不顾防疫人员合理劝阻的人,一旦自己所谓的自由行为把病毒传染给他人,他们就必须对那些被传染的人负责。试问,这些人考虑过这样的责任问题吗?个人自由中所自带的责任意识就是为了告诉自由行为人,要对自己的行为后果负责。一个根本不考虑责任、也不想负责的人,是谈不上所谓自由的。

再次,这种不负责任的所谓个人自由,严重危害了公共安全,完全有正当理由明令禁止。由于新冠肺炎有长达14天的潜伏期,所以不进行相应的隔离、限制出行和区域封堵,根本不可能防范交叉感染所造成的恶性后果。在疫苗没有投入使用之前,最好的方法就是采取相应的限制措施,这是从根本上为大家的生命安全考虑。何况这些限制措施有着严肃的医学学理支撑。从这个意义上讲,当这些道理都已经讲明,当事实都摆在眼前,刻意违反这些限制措施,就是刻意危害公共安全。这就不是所谓的自由问题了,实则涉法涉罪。我们也在相关新闻报道中看到,有类似情况的人已经被行政拘留甚至刑事拘留。

最后,我来说说这个“限制”问题。前面三点都说了个人自由要受到合理正当限制的原因。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知道,限制即便是合理正当的,也要考虑到“度”的问题。这在伦理学上讲就是要在限制中同时坚持“人道主义原则”。这个人道主义原则也是伦理原则,就是要关心、帮助别人。这意味着,限制是不得已而为之,根本上是从关心、帮助别人免受病毒传染这个基本前提出发的。所以,不能为了限制而限制,不能把限制当作暴力拦截,不能在管制过程中有任何地域歧视和偏见。应尽量耐心地做好劝诫工作。习近平总书记说,大家被封闭在家里有些情绪是正常的,防疫人员要理解,做好生活保障工作。应该说,在这次疫情中,我们防疫人员的工作是相当出色的。其中尽管有些小摩擦,也是个案。总体上,大家都是能相互理解、相互配合的。

从伦理学角度讲,对于个人来说,即便是从个人自由出发,也要积极配合正当合理的防疫工作,理由有三个:不妨碍或伤害他人,对自己行为负责,对公共安全负责。另一方面,防疫工作要讲求“人道主义”伦理原则,把关心、帮助别人当作根本目的,隔离、限制出行和封堵只是手段。这两方面理由大家都想明白、能接受,相互配合也就自然顺畅了。这就是伦理学的说理作用,它可以在根本上解决人们在观念领域的冲突,对行为具有巨大的指导作用。

不仅如此,当我们把这些理由落实在实际工作中的时候,就会形成各种各样的防控制度要求,这些防控制度要求其实就是对自由与责任之间关系的具体落实。有了这个“具体落实”,大家在心理上、道理上想法一致的情况下,只要按照规章制度要求的程序办事就可以了,这样就会使防疫工作既顺畅也高效,这就是程序正义的伦理问题,同时也是伦理治理体系的要义。

三、公民与国家之间的政治伦理问题

国家是个政治概念,所以人与国家的关系,就是公民与国家的关系,这里主要谈一谈公民和国家的政治伦理关系。这个政治伦理关系,主要体现在国家动员和组织联防联控工作中的公民和国家的伦理关系。我们常讲,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体现。不过我要强调的是,这种制度优势里面也有伦理的作用。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举国体制的联防联控能得到老百姓的积极响应?为什么国家的行政力量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调配各方资源?这些仅仅靠行政命令就能实现吗?并非如此。

现在自媒体都很发达,大家通过手机可以看到来自国外的消息。其中有一个很难让中国人理解的情况是,比如在美国,老百姓明知道有疫情,但就是不肯戴口罩,也不限制活动出行。有些地方甚至还出现了商店不允许戴口罩的人进入的情况。虽然美国政府早期对疫情不够重视甚至对疫情的宣传不实产生了一定影响,但其中还有深层次的文化因素。有很多美国人在接受采访时就坦言,戴口罩是不健康的象征,限制活动出行是对自由的妨碍。不错,这就是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的文化心理。所以,反过来,你就能理解为什么中国的老百姓觉得配合国家防疫工作是理所当然的事,在美国有些人那里却评论说是侵犯人权。为什么武汉封城这样的事会在美国人看来不可思议。这就是价值观念的不同,而价值观念的不同就会使得同一件事呈现出不同的处置方式。这是基于价值观念指导下的行为方式,这就是伦理问题。而中国人和西方人在伦理文化上的不同鲜明地体现在了这次抗疫工作的各个方面。各国防疫情况就像一面镜子,映射着各自的伦理文化。世界上各个国家的伦理文化各有特色,没有优劣之分。我们不去妄加评判。我们要讲的是中国自己伦理文化的特色是什么?这个特色当然有很多,但结合前面讲的公民与国家的政治伦理关系,我主要讲体现在这个关系当中的一种中国伦理文化的特质,那就是“整体精神”。

这种整体精神不是现在才有的,而是我们这个民族延续了数千年的一个文化传统。这个传统就是在处理个体与整体的关系时,看重“整体精神”,看重“公利”。强调“整体精神”和“公利”,就是强调“大义”。大家都知道中国传统文化里有“义利之辨”。这里的“义”其实就是社会和国家的“公利”,而且“公利”是高于私利的。所以中国传统文化向来推崇“义在利先”“先义后利”,其实说到底就是强调公利要高于私利。这是我们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文化的核心,是传统。中国人骨子里那种国家情结和爱国热忱,都源于这个文化传统。这就是为什么国家开始号召大家联防联控的时候,老百姓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能积极响应并能落实在行动上的根本文化原因。

这种“整体精神”不是一朝一夕就形成的,是需要维护的。中国古代的政治家是通过“德治”来维系的。从“民”与“国”的关系来看,要“民”服从大局,服从国家的“整体精神”,看上去好像只有对“民”的要求,强调“民”对国家的无限服从。其实不然,“国”的根本就是“民”,国家要为民众的生计谋,治理国家没有比“民”的生计更重要的事了。这就是古代“民为邦本”的德治理念。在这个德治体系中,国家政治从来就是关心老百姓生活的“民生政治”。当代有学者作过调研,结果发现,中国人对“民主政治”这个源自西方的政治概念的理解其实是“民生治理”。这种对民主政治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解方式,其实体现了传统在现代社会中的一种延续。这个“德治”传统的内在逻辑很简单,就是老百姓服从国家是因为国家是为解决老百姓实际问题之“公利”而存在的。在这种国家治理逻辑中,国家的“整体精神”得到了维系和巩固。

如今,我们固然要抛弃那种封建社会才有的“君-民”思想,但我们不能丢掉这个文化传统中一种难能可贵的东西,那就是在国与民之间建立一种亲密的伦理关系。国家依然以民生治理为政治之根本,公民依然服从这个为民服务、追求“公利大义”的国家。“整体精神”就是在这种亲密的伦理关系中体现出来的一种民族的精神气质。在这种精神气质中,国家可以聚集更多的政治能量造福于民,而国民也可以获得更深厚的自我认同和尊严感。

透过这次疫情,我们可以深切地体会到这种“整体精神”的优点。放眼世界,这是别的国家正在努力争取获得却很难达到的一种精神能量。我们接下来应该做的就是,把这种优质的传统精神力量融入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过程中,集中力量打造国家治理的伦理系统,让这种力量持久、稳定地发挥作用。

四、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国际关系伦理问题

这段时间,随着疫情在全世界的蔓延,联防联控变成了一个国际问题。这里面也就开始出现一些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国际关系伦理问题。这里所谓的国际关系伦理问题,就是在疫情中,国与国之间应该采取什么样的伦理原则协调彼此之间的关系。从伦理学上讲,无论是什么原则,都要有道德上能站得住脚的理由。

首先,我想讲的伦理原则是平等。在现代社会,恐怕没有人会反对人与人之间在道德上是平等的这个原则。尽管人与人之间在肤色、语言、文化上有所不同,在收入、职位上有所差别,但这些都不能成为主观上把人与人之间看成不平等的理由,因为只要是人,就是平等的。这种平等是人之为人就有的,基于这种平等的相互尊重也是人之为人就有的。这就是道德上的平等。人是如此,国与国也是如此,平等相待是基本的伦理原则。

但是在疫情中,我们也看到了一些不和谐的声音。比如在疫情暴发初期,有些国家把新冠肺炎说成是“武汉病毒”“中国病毒”。直到前不久,美国总统特朗普才改口不再称呼这次新病毒是“中国病毒”。事实上,属于天灾的流行性疫情不应被归结为哪个国家所有,它是一个全人类问题,全球各国有责任共同对抗。早在2月11日,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就宣布,将新冠病毒命名为“COVID-19”。世卫组织多次强调,给一种新发传染病命名必须避免带有歧视色彩的名称,不能涉及地理位置、动物、个人或人群,防止其他可能不准确或带有污名化的名字被使用。从这个意义上讲,不管这些言论是出于怎样的动机,污名化都是一种偏见和歧视,都违反了平等的伦理原则。或许有很多人对此不以为然,认为违反了一个平等的伦理原则能有多大损失?其实不然,正如没有一个人打心眼里愿意和一个自私自利的人交往一样,世界上会有哪一个国家打心眼里会和一个骨子里带有偏见和歧视的国家走得近?在国际外交事务中坚持伦理原则,是一种国家形象的象征。这就和做人是一个道理。做人有做人的样子,一个国家也应当有一个国家的样子。从根本上讲,在国际外交事务中坚持伦理原则,在这种坚持中体现出来的伦理精神才是一个国家文化软实力的象征。

其次,合作互助的伦理原则是全球联防联控的根本指导方针。这次疫情的暴发愈发让人体会到全球是个生死相依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如果各国都采取自保的防疫策略,根本无法应对这次全球疫情(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与墨西哥之间的防护墙)。只有合作互助才是根本的出路。我在开头的时候就讲过,习近平总书记在上周召开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特别峰会”上就号召全球各国携手联防联控、抗击疫情。他说:“抗击全球疫情,需要全球行动。病毒无国界,病毒不会区分感染目标的民族、种族、信仰、国籍、政治制度和贫富差异,任何国家都不能独善其身。各国需本着团结精神,组建全球‘统一战线’,才能有效应对人类共同面临的这一严重威胁。”

合作互助显然有合作互助的具体办法,但和这些具体办法融合在一起,甚至对这些办法起指导作用的合作互助的伦理原则极为重要。采用自保还是合作,这种伦理原则的切换决定了一个国家是否是真诚的、值得信任地、不遗余力地加入全球防疫工作。坚持什么样的伦理原则,就会有什么样的策略选择、工作态度、工作程序。在一个需要建立在相互信任基础上的国际合作背景下,个别国家的选择都会影响到全球联防联控的全局。这是国际关系伦理发挥作用的重要方面。

再次,在国际关系伦理中,除了平等原则、合作互助原则之外,还应该说一说人道主义原则。这里的人道主义原则和我在公共伦理问题中提到的人道主义原则在内容上是基本一致的,只是在对象上从国民变成了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公民。在这里,坚持人道主义原则就是要尽可能地关心和帮助别的国家的防疫工作,坚持以人为本,避免出现狭隘的民族主义。不过,在人道主义伦理原则中也包含着如下考量:在首先确保本国疫情得以控制的前提下尽可能帮助别人。这次疫情是一次全人类流行病,从这个意义上讲,管好本国疫情防控工作、不给别国添乱,也是一种最基本的全球行为。但超出了这个基本行为,有能力的国家应该更多地帮助别的国家有效控制疫情。特别是对那些曾经帮助过本国的国家,更应该怀有感恩之心,有能力的时候给予报答。中国在这方面做的可圈可点。我前段时间在抖音上看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新闻,说意大利外长当时向中国捐赠了4万只口罩的时候,在国内不被理解,还受到一些指责。而当中国给意大利捐赠数百万只口罩后,这位外长在接受采访时感到扬眉吐气。我们在这里更应该看到的是,这种道德上的行为真的会感染到别人的内心,改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使人们从怀疑、猜忌、对抗、冲突走向谅解、和解、合作、相互帮助。从这个意义上讲,道德不是挂在嘴上的口号,而是真正的有益行动。人类社会在这次疫情中是培养出互助合作的美德,还是蜕变为各自为政不管他人死活的自私自利者,关键就看各个国家在伦理上的选择了。在历史发展的十字路口,选择决定了我们将要面对的未来。

刚才讲的这三点,其实和我们国家目前在全球联防联控工作中所采取的行动是一致的。这意味着,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作出各项决策过程中,是充分考虑到各方面因素的,是有一定伦理原则作为指导的。这充分体现了中国在处理国际事务中讲道义、有办法、敢担当的国家形象。

最后我想要说的是,伦理问题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基本问题,是关系到每个人生存发展的问题。只不过,这次疫情把很多问题暴露出来,摆在我们面前,我们只能直面、审视并作出选择。此前,大家可能对伦理问题不那么敏感,或许也不知道什么才是所谓的伦理问题。今天我结合疫情和大家交流这些内容,就是想告诉大家,伦理问题是无时不有、无处不在的。通过这次公益讲座,我想说的是,了解伦理学,学会运用伦理学理解并指导生活实践,会让人们生活得幸福,会让社会更加有序和谐。这是伦理学这门学科的宗旨,也是伦理学这门学科能为目前抗疫工作所做的贡献。

今天的讲座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文章转载于公众号“中国伦理在线”